因为，隐私权本是应对信息权力不对称的一种法律工具，而在实践中，信息权力正不断倾向信息强势者，数据主体相对数据控制者的向上透明性愈益凸显，数据控制者的向下透明性则停留于名义，权力不对称越发严重。
程序正义意味着只有在一定程序条件满足时，其结果才具有正当性。[3]其二，相对于裁判而言，通常认为诉讼调解制度更有助于解决行政争议，但是，如果过度使用诉讼调解制度，一方面可能会消解裁判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淡漠是非观念，不利于社会长远的稳定。
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很多要求是问题性质上或现行审判制度框架下难以成为司法审理对象却又被主张，或者即使成为审理对象但也难以找到司法救济的恰当法理由和具体措施，实际上审判很难充分满足或面对期待。（三）解决行政争议与行政公益诉讼 解决行政争议这一立法目的决定了行政诉讼应该是一种私益诉讼，因此，只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解决他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18]从学理上看，支持这个说法的法理应该是行政与司法之间的职责不同，任务各异，所以，司法审查不可以无限制地伸入行政领域，甚至代替行政。比如，对于那些被法院裁驳/判驳的行政争议，国家仍然需要设计适当的法律程序予以解决，不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行政争议的各种做法也一直受到国家的肯定与支持。之所以选择这两个面向，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其一，作为整体性的诉讼制度，司法审查涵盖了从受案范围到裁判的全过程，此过程中每个重要阶段都具有有限性功能。
在这一司法政策之下，在一审程序结束之后，只要当事人提起上诉，或者在上诉程序结束之后，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诉或者信访，那就是行政争议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横向并存的立法目的之间也可以作重新的适用性排序，如涉及基本民生的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可能需要加以强调。指标体系确定了建设目标次序并事关调动各种资源以实现系统目标达成。
比如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一级指标之下，包含6项二级指标和14项三级指标。再比如依法治国办公布的示范创建考核的相关文件中，示范市县的评估方式不仅有传统的考核方式、还有人民群众满意度测评和第三方评估等。第二，通过升级指标体系加强建设的协同性。一体化法治政府建设应该减少高权管制思维，更多依赖治理的多元互动和反馈回应逻辑。
但是这种冲突只是表面的，只要对一些体制进行升级和调整即可解决。要落实到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相关指标体系也没有提供公共服务机构与政府是否在编制或者经费方面完全脱钩的评估指标。观念（Idea）一词最早源自希腊语的观看和理解。各个封闭沟通网格借助特殊的编码和程序，不断进行内向的建构。但分析之下就会发现，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实施其实充满了很多主观的随意性，其科学性并非无可置疑。
再次，指标体系应该注意协同性的评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从保障法治、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责任、解决腐败等全面推进善治是经济繁荣框架的基本要素。这些都说明，治理的互动和回应逻辑在法治政府的一体化建设阶段发挥了更大作用。严格执法首先针对的领导干部，其次针对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并没有特别提及政府。
这个阶段更需要运用知著见微的综合研究视角，否则很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尽管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理念后来发生了变化，但严格法治主义的依法理念的影响并未彻底退场。
而且这种治理结构下的法治政府还能推动社会生活在法治的轨道上形成稳定秩序。这三个特点与西方倡导的治理具有显著的差异。
十三届全会决议中关于政府法制有提及制定行政诉讼法、 改善执法活动，但都不是从政府法制建设角度提出的要求。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法治政府概念，并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国家治理理念指导下的法治政府建设更是一项特别强调整体协同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建设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动系统。《市县指标体系》中部分机制的整体性还不需完善。从技术角度来看，指标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统计数据。
虽然强调一体建设，但还是明确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以执法考核为例，截至2010年，全国有16个省级政府、45个较大的市政府，建立了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落实责任追究。
该文件表明依法行政建设需要分层次进行。在这一阶段，法律除了继续发挥传统功能外，还需加强整合和沟通功能的实现。
在一体化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独特功能和价值也受到了广泛尊重，法律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功能具备了升级和提效的基础。但各个地区之间并未形成统一的考核指标体系，各个地区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了不同的考核体系和标准，名目繁杂，大多并未统一设置专门的法治建设成效部分，而是分散着以法治建设中具体的多个方面的成效作为考核内容，一些考核指标与法治建设直接有关，一些与法治建设间接有关，难以以确定标准判断哪些属于法治建设成效考核，可能会导致核查不清、标准不一的情况。
法治是治理网络结构中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交流的关键枢纽。但是这里的许多内容并不是只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容，也属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内容。比如强调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但谁又来保证这些标准果然就是被全球广为接受的呢？不难看出，这些数据采集的视角更多反映了美国法律从业者和专家的立场，其概念框架也明显是英美法传统的。
特别是当评估单位无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案时，就给满分的打分规则，明显对大城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职能部门有失公允。这同样彰显了理念、观念的巨大力量。
通常大城市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案件量基数大。比如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体系的二级、三级指标或者评估观测点设置时可划定４－５类有针对性的差别性评估指标。
法律具有明确的工具性，但这不能抹煞其具有特定的价值追求和独立的功能。概念则比观念和理念更具体，更侧重于制度和实践描述。
特别行政执法领域，通过公开强化责任、建立程序和制定标准来约束权力。比如，《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标准》增加了透明度、公众参与和廉洁从政等考核维度。指标体系设置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败。截止2010年，全国有30个省级政府、49个较大的市政府及其部门、80％以上的地级市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完毕，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
就法治政府建设而言，其指标体系的测算目标确定关键在于对建设工作重点的理解，而测算对象的理论定义则需充分结合建设的核心理念。一方面，过度强调法律的工具性很容易走入法律虚无主义的误区。
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实施纲要》中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并提出实现依法行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国家治理理念下的法治政府建设并不只关心政府自身或者只关心法治原则的实现，而是将法治作为各个自治系统的沟通符码，让各个系统的运行都通过合法／非法的二进制编码进行判断与沟通。
3.更注重治理逻辑 政府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要政府存在，这个过程就永远不会停止。而关于这一阶段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问题存在着过于形式主义，而无法囊括多元目标的不足。
